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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青銅文化略說

 

    中國青銅文化,以其獨有的精湛工藝和嫻熟的鑄造技術、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字內容為世珍重。她不僅是中國文化寶庫中的珍品,也是世界文化寶庫中的精華。
  中國青銅文化分布之廣、范圍之大是舉世罕見的,東到山東,西至甘肅、青海,南及兩廣,北至遼寧、內蒙古者口有青銅器出土。河南安陽、鄭州,江西新干,四川三星堆,陜西漢中等地商代青銅器多見,陜西周原、灃鎬,河南三門峽、洛陽等地西周青銅器集中。到春秋、戰國時,山西的晉文化,山東的齊魯文化,湖北、湖南的楚文化,江蘇、浙江的吳越文化,陜西的秦文化,都有大量青銅器,異彩紛呈各具特色。這種遼闊的地域分布是舉世無雙的。
  青銅器出土數量之大和歷史之悠久,也是獨一無二的,據史書記載自西漢神爵四年(前58年)以來,僅陜西各地出土各種青銅器即達萬件之多,全國范圍內,其數量就更為可觀了。
  青銅是銅與錫或鉛的合金,而鉛、錫的含量極少。青銅器的發明是人類進化史上一大奇跡,與紅銅相比,具有許多優越性,它克服了紅銅器具的固有弱點,在物理性能上起到了根本的變化。質地變得堅硬,耐磨性好,韌性高,并有持久的金屬光澤。用青銅制造的刀,要比用紅銅制成的刀鋒利得多,青銅熔液的流動性能比紅銅熔液好,利于灌入各種模子,不像紅銅熔液那樣稠黏,有利于鑄造器型復雜、紋飾繁褥的器物。然而青銅器的鑄造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有一整套科學的冶鑄技術,包括采礦、熔煉、制模、翻范、配料、拋光等。青銅鑄造業的出現,在科技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青銅器可分成生產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三大類。生產工具有農業生產工具和手工業生產工具兩類。農業工具主要有耒(lei)、鏟、鋤、鐮、魚鉤等,主要用于起土、除草、收割、修渠等,種類相當齊全。手工業生產工具主要有斧、斤、錛(ben),鑿等,使用廣泛,幾乎應用于建筑、車輛、船舶、牙雕、骨雕、木雕、髹漆,制革,紡織等各行各業。生產工具的發展意味著生產效率的提高。
  青銅兵器常見的有戈、矛、戟、刀、弓、劍、鉞(yue)、鏃,甲胄等。這些兵器都是車戰所必需的。車戰是古代戰爭的主要形式,車是作戰的基本單位,車上有車兵,車下有步卒,戈、矛、戟、弓、矢都是車戰的主要兵器。戈,用于鉤殺戳擊,是殺傷力很強的武器,也是衡量當時軍事技術發展提高的重要標尺。商代的戈分為直內戈、曲內戈和有銎戈三種形式,一般沒有胡。西周多短胡戈,有一至三穿,以后胡加長穿就逐漸增多,有四穿的,使柄綁扎得更為牢固。商代的矛形體較大,以后逐漸向細長發展。戟是戈、矛的合體,更為先進,既能刺殺,又能鉤砍,既具戈的鉤擊作用,又具矛的刺殺作用,是軍事發展的產物。劍是短兵相接用的“匕首”,可手持和佩帶,最早見于周初,到戰國、秦漢普遍盛行。鉞,既是兵器,又是刑具。商代青銅鉞為武器中最大者之一。鉞有二個穿孔,供扎結用,安長柄后手持砸擊對方。鉞上紋飾為若干夔紋組成的饕餮紋,很精美。商代中期已出現鐵刃銅鉞,據科學分析,此鐵刃系隕鐵鍛制而成,說明商代就把隕鐵用于制作兵器了。
  至于青銅生活用具就更多了,到西周演變成體現當時社會等級的“禮器”。周公“擊禮作樂”以后,規定了一整套等級森嚴的禮儀制度,這種制度滲透到當時社會各個角落,人人都必須遵守,本來日用的青銅食器、水器、樂器等,此時又成了“禮器”,用于祭祀天地先祖。例如鼎、簋由本來的食器演變成了奴隸主權力的象征。
  青銅禮器有炊器、水器、酒器和樂器等,器型有鼎、簋、鬲、簠(fu)、盨(xu)、敦(dui)、豆、匕、爵、角、觚(gu)、觥(gong)、尊、卣、盉(he)、勺、罍(lei)、壺、盤、匜(yi)、鑒、缶、盂等。許多青銅器都模仿各種動物進行造型,栩栩如生,生動有趣。陜西歷史博物館珍藏的牛尊、它盤,周原博物館的折觥,寶雞青銅館的三足鳥、象尊,國家博物館的鶚(xiao)尊,以及流落在美國華盛頓斯密斯博物院弗利爾博物館的觥,日本東京白鶴美術館的鳥卣等等,都形象逼真。
  青銅樂器有鐃(nao)、鐘、镈(bo)、鐸、句耀(gou diao)、錞(chun)于、鈴、鼓等。天子可用鐘四組,諸侯三組,卿大夫兩組,士一組。鐘是由鉦(zheng)發展而來的,有編鐘、甬鐘、鈕鐘、特鐘之分,其大小依次遞減,具有不同的音律。
  青銅花紋多在器蓋、頸、腹、圈足等部位,一般可分幾何形、動物形和人事活動三大類。幾何紋主要有弦紋、乳釘紋、云雷紋、重環紋、三角紋等。動物紋有饕餮(tao tie)紋、夔(kui)紋、龍紋、蟠虺(pan hui)紋、鳳鳥紋、象紋、魚紋、龜紋、蟬紋、蠶紋等。人物紋飾主要有宴樂紋、狩獵紋、武射和戰爭場面等。
  銅器花紋是古代勞動人民給我們留下的一份極其珍貴的藝術結晶,是銅器斷代的重要依據。隨著時代的推移,青銅花紋的藝術風格也有演變。商代早期的銅器除素面外,已鑄造饕餮紋、夔紋等。到商代中期(即從武丁到祖甲)饕餮紋、夔紋、鳥紋、龍紋、圓滑紋、聯珠紋、乳釘紋等,成了流行紋飾。同時新出現了用云雷紋襯地的復雜花紋,其風格圓渾、凝重,富有神秘感。商代晚期的青銅紋飾更為繁褥細膩,饕餮紋變化多端,形狀各異,往往配以浮雕的龍、虎、羊首、蛇首、牛首等動物形象,顯得格外精美,富有想像力。從每幅圖案花紋的總體看,似虎,似牛,又似兕(si)。從局部看,有的似龍,有的似鳥。這種整體中包含局部,各局部又諧和地統一于整體之中,動中有靜,對后世的影響很大。
  另外,夔紋、蟬紋、蠶紋、渦紋、小鳥紋、瓦棱紋和乳釘紋等,一般都用云雷紋襯地,層次多,線條細,典雅富麗。
  西周青銅器花紋分為三期。早期(從武王到昭王)饕餮紋仍占主要地位,但花紋種類增加廠。新出現了成條的長鳥紋和單個大鳥紋,在有的器物上全身施花紋,構圖復雜,紋理細膩。中期(從穆王到夷王)新出現了竊曲紋、瓦紋、重環紋、環帶紋和雙頭獸紋等,早期常見的蟬紋、蠶紋、象紋絕跡,饕餮紋成了附飾,鳥紋的身子與尾巴逐漸分離。晚期(從厲王到幽王),以環帶紋、重環紋和瓦紋為主,配以弦紋、蟠龍紋、雙頭獸紋和竊曲紋等,花紋風格流暢、渾樸。到春秋戰國,青銅器花紋的藝術風格又有所變化。
  春秋早期花紋粗疏簡陋,戰國則精巧細膩、繁褥纖細。以往的宗教神秘色彩淡薄了,而具有動態的和靈巧的動物形象增多了,并新出現了宴樂、射箭、狩獵、戰斗等圖案。如四川博物館藏的水陸攻戰壺,陜西鳳翔博物館藏的宴樂狩獵紋壺等,畫面豐滿,人物生動,富有生活氣息。
  裝飾在青銅器上各種各樣的紋飾,對研究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都有極高的價值。如周原博物館珍藏的刖刑奴隸守門鼎。口下飾竊曲紋,四棱各鑄一條顧首卷尾的爬龍,方座后面和兩側均有方格窗,座前有雙扇門,可以啟閉。門栓為一砍腿的刖刑奴隸。四座足外伸呈曲尺狀,上鑄鉤喙怪獸。它是西周房屋建筑科技和當時刑法的再現,非常有價值。
  青銅器具上鑄刻的文字,稱銘文或金文。這種文字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史料價值、文字學價值和書法藝術價值上。金文是研究商周歷史文化的第—手資料,皆是真實事件的實錄。郭沫若說:“這些古物正是目前研究中國古代史的絕好資料,特別是那銘文所記錄的是當時社會的史實。這兒沒有經過后人的篡改,也還沒有什么牽強附會的疏注的麻煩。我們可以短刀直入地便看定一個社會的真實相,而且還可藉以判明以前的舊史料一多半都是虛偽。我們讓這些青銅器說出它們所創生的時代。”(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280頁)郭沫若第一個利用金文,以辯證唯物主義史觀對商周的生產方式、階級關系、社會制度等問題作了科學的研究,取得了輝煌成果。他依據銘文所記的奴隸可以買賣、賞賜等事實,得出了商周是奴隸社會的結論。
  西周時的金文急劇增多,內容更為豐富。武王滅商時的利簋,32字,記載武王伐商的年代;西周初期的大豐簋鑄銘76字;成王時期的何尊銘文達122字,記載了成王營建東者口洛邑的事。恭王時期的曶(hu)鼎有銘410字,記載了五個奴隸相當于—匹馬加一束絲,或等于百鋝的價格;同時期的墻盤銘文284字,前段記載了文、武、成、康、昭、穆、恭等7位周天子的功績,后段記載了徵氏家族七代世系經歷。同時期的衛盉、朕匜等岐山董家出土的37件重器,其中30件有銘文。衛盉銘文132字,記載了交換土地、刑罰和訴訟。朕匜腹底和蓋里有銘文157字,記載曶的下屬牧牛違背誓言,被鞭打1000下。經過寬赦,改為500下,罰銅300鍰(合漢代125斤)。這是我國最早的法律文書。字體優美,亦是書法杰作。宣王時期的多友鼎287字,記載了“宣王中興”時期征伐嚴狁的詳細情況。同時期的毛公鼎銘文長達497字,所記材料勝似一篇《尚書》。又如最近在陜西寶雞眉縣楊家村出土的27件青銅器,每件都有長篇銘文,總字數3000多字,是歷年來出土西周窖藏青銅器銘文最多的一次。其中來盤銘文有372字,僅次于毛公鼎。宣王四十二年來鼎銘文280字,四十三年來鼎銘文310字,這些長篇銘文記載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孝王、厲王等12王的事跡,而盤銘中把孝王寫作考王,厲王稱為刺王,這當是在西周時期的真實稱謂。同時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來鼎銘文,證實《史記·周本紀》宣王在位年數四十六年是正確的。
  銘文的書體,在商代與殷墟甲骨文相似。西周,扣晚期,特別是孝王、夷王以后的銘文,字體變得長方,筆道均勻,結構和諧、精到,章法布局嚴謹規整。到春秋戰國時期,則向多樣化發展,并將銘文安排在器物的顯著部位。文體多用韻文,慣用瘦長體,筆道纖細。在吳越還出現了鳥蟲書,書寫自由,可以隨意增筆減畫。秦國文字沿襲了西周的金文書體,經過改造,逐步發展為小篆。秦北私府橢量(方升),上有秦始皇詔書40字:“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現藏陜西歷史博物館。該詔文系后補刻,已是標準的小篆。
  了解中國青銅文化的概況對加深認識鑒賞和研究中國歷史文化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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